连长范进忠，站在距主阵地右后侧.6高地上，这里距离袁国孝所在的掩护组有余米，范进忠可以清楚的看到前方阵地上苏军装甲车的活动范围，也听到了重机枪和轻武器发出的交替的射击声，他在等待指挥组发出的进攻命令。
在那个年代，我们作战连队的基本通信器材还很少，无线通信主要靠吼，太远了吼了听不到，就要靠旗语，太远了还是看不见就要靠信号弹。信号弹有红和绿两种，通常战前会告知所属部队编组的意思。那次行动预定的信号弹是停止1发，还击2发，后撤3发。当巡逻组向指挥组汇报，敌人已开枪时，指挥组再呼叫巡逻组电台已无声了，前方的枪声响起！指挥组急忙找信号弹向天空中发射，本来打两颗，但怕其它掩护组没看到，又发射了两颗。这下把掩护组搞乱了，有的人看到2发，有的人看到了3发，指挥组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东南面，太阳刚升起，打出的信号弹背光，根本分不清红或者绿。
在范进忠眼中，信号弹是2发，他带着他的人冲锋了，在范连长眼里，对面阵地的士兵就是他的孩子，甘肃人性格中的倔强让范连长这个以连队为家，爱兵如子的五好干部牙早都咬的格格响了。
我们可以在额敏县志里找到那场战斗对范连长的记录，当他发现战士李芳负伤时，冒着密集的炮火把李芳转回隐蔽处，又带领部队冲过被敌人炮火封锁的米开阔地……
县志中的描述带有极强的时代特色，但县志中记录的这句话，他一定是喊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电影、小说、话剧中革命军人冲锋时喊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话，范连长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当然在生死关头能喊出最豪迈的政治口号就是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苏军的火力已转向了三个掩护组，范连长带着人冲下了高地，但高射机枪横扫的挡住了他们的路，做为军人，范连长知道，子弹有优先的通过权，不能挡子弹的道，他和排长带着人交替掩护冲锋着，越向前冲锋，子弹越密集，他们不可能冲过已被机枪封锁的米开阔地，钢铁战士也只是思想上的，不是肉体上的，范连长还是挡了子弹的道，他中弹了，但他身后的士兵躲过了这一劫，范连长结实的身体扑向地面时，他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前方已无望了，不能做无畏的牺牲了，他活着不能撤，但他可能活不了，部队撤吧！
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远，一步之遥！一念之差！
那天在正午12点的烈日下，排长任志敏和几个老兵轮流背着牺牲的连长和受伤的战友向中国国境纵深边打边撤退，重机枪打出的子弹飞到他们身边已没有冲劲了，子弹象石子一样无力跌落在撤退的队伍后面，当天凌晨，他们就是从这条道悄悄潜伏进来而现在他们又这样无言的撤离，来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在星光下牵拉着走来的，撤的时侯一半人是被同伴背架着出去的，他们这个组至少有4个人没能看到当天晚上升起的那弯新月。
肖发刚带领的另一个掩护组也冲下山坡开始冲锋，肖发刚的冲锋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肖发刚看到的是三颗信号弹。丁殿勋也跟着冲锋，他学着肖副连长的动作向前跃起，俯卧、匍匐、冲锋，这个刚入伍才5个月的新兵蛋子，一大半时间都在分区卫生队学习打针、发药、包扎伤口。所以在他再次跃起冲锋时，突然觉着左大腿根部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大腿瞬间失去了知觉，一颗14.5mm的重机枪子弹钻进了他的大腿中！几秒种时间一种炽热的感觉带着剧烈的疼痛使丁殿勋无力支撑身体的重量扑倒在地。疼痛从腿部向全身弥漫的散开，丁殿勋还有意识，他大喊了一声：班长，我中弹了。
疼痛让丁殿勋意识开始模糊，他感觉到几个老兵轮着背起他向后撤，而此时连长肖发刚也受伤了，这组掩护人员开始后撤，腿部的伤口已临时用绷带扎了起来，血不停的向外渗，丁殿勋被班长背出几百米，这里离前哨班已很近了，随队的摄影记者跟着他，不停的安慰他，这时站里的巡逻车到了，他被班长和记者抱上了车。
在向前哨班颠簸的前行了百十来米的一个转弯处，司机突然把车停下，塞给了他一枚手榴弹说，前面好象有敌兵，我下去看一下，司机提着枪踢开车门冲下车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上向前方观察。丁殿勋此时被疼痛折磨的想死的劲都没有了，他把手榴弹压在身下，而手上连拧开拉环盖的劲都没有了。
观察了一会的司机回到车上，拍了拍他问，还活着没？丁殿勋痛苦的“嗯”了一声。车继续向前走，迎面的人越来越近，在他好不容易把手榴弹拉环挂在手指上时，司机大声喊了声，自己人，你别拉手榴弹。那是一组准备向前方支援的队伍，在那组队伍中丁殿勋看到了他的老师孙医生。如同见到亲人般的丁殿勋在痛苦中委屈的流着汗也流着泪，孙医生跑过来拉了下他的手，看了看他的伤口，又用绷带给他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说了句：坚持住。疼痛中的丁殿勋咬着牙注视着孙医生和几个老兵，离开巡逻车低姿的开始向前冲锋。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没有真相可言，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年代久远的档案，只能是真相的一部分，这部分真相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历史环境也只是真相的局部，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当事人为表现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在回忆真相的过程中难免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留下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消毁与自己有害的证据，有些秘密甚至临死都不会提起，已致让所谓的真相扑朔迷离，而我要做的是让真相鲜活起来，还原普通士兵的人性。
据苏军士兵《扎拉纳什库里湖的战斗》中记载:“中国人顶不住了，他们跳出来并向边境方向跑，整个中国防线上都开始跑，边防军人紧追着逃跑的人开火。阿列克谢缴获了一挺中国机枪，用它向敌人开火，剩下的对抗只有几处，很快就将他们压了下去……8时15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0时15分），战斗已经结束，大部分中国军人都已回到边境那边，两架苏联直升飞机米-4的机组在根纳季.安德列耶夫大尉和弗拉基米尔.克留斯中尉的指挥下，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他们的报告，中国人离开了边境并没有计划再次反攻。在战场上发现了17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另有三人受伤被俘。受伤的俘虏立即用直升机送往乌奇.阿拉尔，但只有一人被送到，剩下的因伤势过重途中死亡。”
这段记录，不管是否真实，但从敌对方的眼中来看，中国几个掩护组撤退时，是无序的，零散的，无组织的，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掩护组和巡逻组参战的军官除肖发刚受伤外，其余带队干部都牺牲了，其中包括连长范进忠、副连长杨政林、翻译王明远、排长高春龄、副站长裴映章、司务长樊中宣、排长李国贞……
“9时30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1时30分），军区司令将战斗结果报告给莫斯科，从那里来了一道命令：“缴获更多的尸体和战利品”。中国人的尸体被搜集到一起，运到哨卡，那天气温高达40度。我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拿这些尸体怎么办。这时，从莫斯科又来了电话，不理解的问，你们干吗弄那么多？一两具就够了。军区司令决定给每具尸体拍照并记录在案。一份记录放进棺材，另一份放入专案袋。第二天，莫斯科的官员们需要中国人的尸体来证明中国的挑衅，当得知已经把他们安葬后，莫斯科方面表示不满。”
而中国军方的记录则说，苏联人把阵亡官兵的的尸体和武器拿走，把战场转移到苏联境内，以造成证明中国边防军入侵苏联的假象。
当年中国边防站给上级上报的战场位置与真实战场位置参数竟然相差23公里，那时候我们很多干部看不懂军用地图，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边境线在那里，苏联的界桩在那里。
苏联哨所组织了了一个简易的救护站，重伤士兵被抬上直升飞机运往乌奇.阿拉尔的医疗站。而哨所的卫生员和女兵开始了临时救护。这些长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忙碌着，据苏方记录有报务员灭捷尔金娜、报务长戈尔金娜、家庭妇女卡德切娃和售货员罗曼佐娃。
袁国孝醒了，他是被真实的疼痛刺醒的，他以为自己已死了，全身冰凉，他首先看到的是这些忙碌的苏联女兵，袁国孝以为见到了鬼，小时候听老人讲的鬼故事里，恶鬼长的就是红头发绿眼睛煞白的脸，但这些嘴里说着鬼语的女鬼们长的还都挺好看！并没有老人们说的可怕。
然后袁国孝听到了甘肃话不停的在喊：“同志，水，请给我点水喝”，袁国孝认识这个人，这是和他一个骑兵营的老兵景长雄。景长雄已多处受伤，已基本处于晕迷状态，需要水这足已说明他已失血过多。生命危在旦夕。而此时躺在旁边的记者温炳林马上大声呵斥景长雄，“不能喊同志。”袁国孝也认识温炳林，早上直升机飞过的时候，温记者还给他照过像。苏联军医检查温记者伤口时，温记者大骂苏联军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温记者脊椎中弹，上体已不能活动，他拒绝治疗。
袁国孝还看到了巡逻组长裴映章，这个结实的甘肃汉子静静的躺在地上，从颈部的一个黑窟窿里，溢出的血已凝结成黑色，他的军装还很完整，好像也没再受其它伤，这也足以说明在撤入高地时，巡逻队员把裴站长藏在了苏联的射击死角上，而把自己裸露在了重机枪手的视线内。
中国人讲究“宁为玉碎，不能瓦全”，想到这袁国孝害怕了，他明白了，他没死，他成为苏联人的俘虏，这可麻烦，这会连累他的家人，他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袁国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想办法死掉。他还想到苏联人会象电影里那样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拿烙铁烫他，这些他都不怕，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一个才入伍的新兵蛋子，连指导员官大还是连长官大都分不清呢，更不知道党和国家的机密，反正他可以做到打死也不说。
他的伤最轻，也是最后一个被拉走，当苏联士兵用担架把他往汽车上抬的时候，袁国孝放心了，他知道这是苏联人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死了就不怕连累家人了。
但他没被枪毙，又被抬上直升飞机，送到医院。医院在哪，现在袁国孝也不知道。
丁殿勋也醒了，重伤的疼痛让丁殿勋生不如死，他已晕迷了很多次，卫生所的医生忙不过来，伤员太多，卫生所的医生也作不了手术，只能进行包扎和缝合，丁殿勋记忆中，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被抬上一辆地方拉沙子的大卡车上，被放在车箱后部，那时候从铁列克提到县里的路都是山路，坑坑洼洼的，卡车慢悠悠的向醉鬼一样从山里向外出，每颠一下，丁殿勋就钻心的痛，当卫生员的他知道人是可以被痛死的，如果有一支马非有可能他还可能活着回去。
丁殿勋再一次被疼痛折磨的昏死过去。渐渐的他的呻吟声也没了，后来在距苗儿沟兵站还有50公里的地方，已听不到声音了。跟车的卫生员以为他已死了。车到了苗儿沟兵站，其它人把他抬下车，放在院子里，通知部队来收尸就行了，再往前拉也没有意义了。
拉沙土的卡车走了，丁殿勋被放在院子中，盖着血糊糊的白床单，大家都以为他已死了。兵站的医生上前拉开盖着的白床单，遗憾的看了看这张年青英俊脸色煞白的小战士脸，习惯性的用手摸了摸脉搏，这才发现，这个小战士还没死，还有微弱的心跳。但兵站卫生所的医生不会做这种最简单的外科手术。只好去公路上等，看有没有从塔城到前线支援的医生路过。
丁殿勋真是大难不死，大约等了4个小时，已繁星满天的时候，路边拦车的战士拦截到一批朝铁列克提走的医务人员。
在苗儿沟兵站小小的卫生所，医生把弹头取了出来，切去腐肉，清洗伤口，重新缝合包扎。失血过多，兵站领导临时找兵团的牧工献血，听说有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战士需要血液，兵团牧业营的老战士纷纷跑到兵站献血，丁殿勋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袁国孝和苏联医院治疗，与高大健壮的俄罗斯人相比，袁国孝显的又瘦又小，甚至没有人相信他是中国的边防军人，更多的人在嘲笑边防军抓来了个毛派的红卫兵小将。
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能天天吃上土豆烧牛肉，哈萨克大草原本身也不缺肉食，而在苏联的袁国孝总觉得吃不饱。苏联人的黄油、面包、土豆、大麦粥、牛羊肉确实不适合中国人的胃，习惯于吃捞面，喝胡辣汤、嚼肥肉片子的袁国孝就这样在苏联吃了41天的共产主义俄餐。然后被送回来了。让袁国孝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没有给他灌辣椒水，也没给他坐老虎凳。甚至对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中国士兵非常友好。而袁国孝提出来的灌辣椒水，让翻译认为袁国孝吃饭时需要一些辣椒，而俄餐又不吃辣椒。但苏联人也乐于在中国人面前展示苏式的幸福生活。以诱导袁国孝说出社会主义中国不如社会主义苏联生活好的话，还是帮袁国孝找一些辣味的东西。
对苏联人来说，这个傻不拉及的毛分子，提出的要求让苏联人不可思议，袁国孝要求苏联人归还他的枪和毛主席语录。而这两样东西都治不了他的病。
苏联翻译的汉语说的不怎么样，但至少说的是俄式普通话，而袁国孝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实在让苏军翻译有点为难，问少了苏联人听不明白，问多了袁国孝装着听不懂，就开始胡说八道，袁国孝本来就聪明，嘴又利落，就故意用河南方言骂苏联人，翻译更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让袁国孝很快乐，他感觉自己在耍猴一样耍这个苏联人。这也让苏联翻译很自卑，好不容易学会了中国普通话，确听不懂中国地方的方言。中国可是有很多省的。
袁国孝还动不动要和苏联翻译辩理，讨论一下，苏联的原子弹厉害还是中国的精神原子弹厉害。搞的苏联人无言以对，至始自始，翻译都没问清袁国孝叫什么名字。已至于苏联人以为俘虏的士兵姓李，再加上苏联人看这个小孩子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机密，也就懒的再找他，倒是周边的苏联群众经常跑来看这个来自中国的“毛派分子”长什么样。
年9月3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共同的老朋友，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另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越南人胡志民死了，中共中央当即派周恩来赴越南吊唁。苏共党也派总理柯西金前去吊唁，苏联原打算两国总理就边境问题进行谈判。但周总理仿佛有意避开柯西金4日就返回了，而柯西金6日才去，柯西金返回时得知中国方面同意与苏联总理见面，已进入苏联国境的柯西金又从塔什干飞北京，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商谈。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也不想把中国推向美国，宁可形成三极的局面。所以对外宣称，柯西金从越南返回路过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
年9月11日，周总理去机场迎接了柯西金，两人紧紧握手并互称同志，柯西金声明，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为土地问题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打仗。两国总理在机场进行了3小时40分钟务实的会谈，中苏总理机场会议达成四项措施使双方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其中关于边境问题两国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所谓政治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有了两国总理的高端会谈，关于国界问题解决办法定调后，袁国孝回国之类的低端问题就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了。
中方提出交还中国边防军人的尸体，于是年9月18日，埋在一个大坑里的19具中国边防军人的棺木被挖了出来，双方在指定的区域指定人员，卡车尾尾相接，进行棺木交接。
中方严正指责苏方对中国军人的遗体保护欠妥，苏方表示遗憾，他们已最大程度的收集了这些遗体。并拍照记录，遗体被小心的移入中方准备的中式棺材准备辩认，苏式棺木被堆放在边界上一把火烧了。
年9月22日，袁国孝被苏联人打扮成一个时尚的苏联小伙子带到了双方的国门处，袁国孝穿着苏方给他定制的西装，脚蹬皮鞋，戴着苏式的压舌帽出现在巴克图口岸。
当袁国孝看到自己的部队很多人和首长在国门处迎接他时，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回国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见到袁国孝，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一把将袁国孝揽到怀里，抱了起来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把袁国孝激动的热泪盈眶，那个军官和其它几个人帮着袁国孝脱了苏联人的衣服，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然后有人给他换上新的军装。
那个干部把袁国孝小心的扶上救护车，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然后小声的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部队的？
在苏联记者谢.波尔捷科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名为“在石头高地上”的文章中则这样描述这个场面：“秋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了北京，而冬季，扎拉纳什库里哨卡接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归还俘虏，把中国人的尸体从土里挖出来……
当将生俘的入侵者和装有19具中国边防军人尸体的棺材转交给中国方面以后，我们的边防军人看到，他们将棺材堆成一堆，泼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巨大的火焰很快把棺木和尸体烧成灰粉，而对刚移交的那个在苏联生活了很久的俘虏，中国边防军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扯下他的军装，只剩下内裤，然后将他一脚踢进汽车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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